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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

作者: admin 来源: 未知 时间: 2021-09-10 阅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应着学术理论界“乡村危机”的社会呼声,以社会实践为基本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持续展开,其规模和声势颇为雄壮,一时聚为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人们救治乡村危机乃至中国建设前途的另一企盼。那些原本动机不同、背景不一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几乎不约而同地交汇于此,竞相从事乡村建设。当乡村建设蔚为社会运动的大潮时,“乡村工作的团体,始如春笋初发”。这一发展态势不免引发了“这个运动的危险预兆”。“危险的预兆”引发乡村建设运动方向上的歧变,以至于抗战之后竟形成根本性逆转之势,从社会运动导入了政府“农政”轨辙。

  “现在乡村建设的动势已临到了重大歧路,即是不能振起其已微的社会运动的生机,就将发展到成为国家的整个农政,及普遍的社会事业,而走到了它最高可能的极大限度了。”就在全国乡村建设工作第三次讨论会落幕后,举国瞩目的乡村建设运动势头正隆时,黎康民著文提出了这一质问。“歧路”之问既是基于历史的思考,也是面对未来的忧虑。如果从本源中探寻其萌生、发展的进向的话,则不难判断乡建的“歧路”并非与生俱来,因为它最初的源头发自于乡村社会力量或社会组织。向何处去?——乡村建设的歧路之问成为一个急迫而具有历史转折的问题。

  原本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正在转向“不像是种运动”的路途。即“现在问题就是乡村建设向何处去呢?是一直向着政府方面去呢?或是折回来向着社会去呢?”亦农也对此深以为忧。面对乡村建设运动这一发展进向的困窘,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社会运动与政府农政的分际必然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发展方向上看,社会运动与国家农政都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是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为本位的社会或文化重建运动。而所谓“农政”,在狭义上仅是指农业政策,亦即是关于农业的经济政策,可以与工业政策、商业政策等对立而言;即使广义的农政也不过是指对农业、农民及农村所采用的一切政策之总称,其内容可以十分广泛。第二,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其动力源于社会力量,而政府之农政设施则由于国家权力。第三,作为社会运动的乡建组织机构和作为农政的行政机构对于乡村民众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行政力量富于强制性与机械性,其强制的压力,“对于民众很容易发生离心的作用;换言之,民众对运用行政力量的乡村运动团体或乡村工作者不能有亲切的同类感,而会在情绪上发生迁就、畏惧、躲闪或甚至憎恶与怨怼”。

  翟城“村治”、河南镇平乃至于浙江萧山的乡村自治等,其基本动力均源于乡村地方领袖或士绅等社会强势力量,尚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发动的持久性和扩张性作用,以至于他们各自都处于割离型的“孤岛”效应,既少了扩张型社会影响,也没有形成连锁型扩展或递进型的社会运动。因此,乡村建设如何从根本上突破孤岛型“村治”而走向社会运动,期待着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力量的发动。“社会组织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在旧的社会结构崩解而新社会结构未能成型的近代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即使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分散的乡村民众也必须依赖于社会组织的动员和引导。其中,主持定县实验工作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有颇多影响。

  在乡村建设由思潮走向实践,由个案实验走向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是以社会组织为主要动力,其间“私人团体活动,多半负着创始和实验的责任”,尽管政府权力的参与、认同和支持也十分重要。以个人身份及其权力资源介入乡村建设,其影响力虽不可小觑,却仍然处于体制或权力建构之外(如梁漱溟主持山东乡村建设事业与韩复榘之关系,其间既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也有韩个人改革地方基层权力结构的意愿),如此因素的交集促动可以成就乡村建设区域个案或典型示范作用,却并不具有整体上的行政主导性,它与其后的政府“农政化”趋向属于完全不同的演变态势。

  面对日趋破败的乡村社会,救治或重建乡村的努力多为“学术团体所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在发轫和启动之初,国家政权的反应相对迟缓和被动,即使是国民政府亦复如此。就客观历史进程而言,“反之,政府倒是受乡村建设的影响,而有一些农政或乡政设施出来”。简言之,“乡村建设起自社会,初期的工作单在社会方面,而由于工作的进展遂触到政治方面,而尤其是直接的县政;于是乃进而从事于县政实验,县政改革的工作”。其他如“政教合一”“建教合一”“管教养卫合一”的口号背后之具体事实,都是指出了这个乡村建设的运动是将行政的(或说政治的)改造,放在社会改造之中,或由行政的改造以改造社会。当时各种乡村建设社团组织的建立资料显示,新兴的乡村建设社团组织以1935年为界,前后有着明显的变化。此前的乡建社团及其活动更多体现为社会性质,行政化色彩或特征相对微弱。但是,1935年后成立的乡村建设组织机构,却基本以政府为主导了。

  1935年全国乡村工作第三次讨论会上,乡村建设由社会运动向政府农政的历史转向初露端倪。尽管它是在波澜不惊的状态中展开的。会议引发的论争尽管热烈,却并不影响这一演变的基本趋势。不仅晏阳初在定县的努力早在此前已有“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的趋向,“终于牵入了政治性的漩涡里去”。梁漱溟于邹平的“政学合一的主旨”也有了更趋明显的行政化态势,即整合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教育机关、县政研究会、农业金融机关、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成立“乡村建设委员会——这是为上列几方面机关谋其沟通汇合的一个机构”。虽然梁漱溟刻意强调“他们站在社会运动的立场,推动一切”,却也无法掩饰其行政化的特征。因此,随着统一抗战的现实需求和战时统制体制的实施,国民政府也加大了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统合措施。1937年,实业部会拟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交议的关于彭学沛等18委员所提《促进乡村建设方案》后,最终形成决议。

  “当乡村建设派试图在的地方有所‘能’时,将不可避免地会触犯某些禁忌,甚至会面临某种危险。既不能像政府一样无能,又不能像领导的农民暴动那样‘能’,一旦超出有限的活动空间,乡村建设就可能遭遇它无法承受的冲突。”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将被视为国民政府的“后患”其注定被消解的历史宿命其实无可避免,只是战时体制为其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的路径罢了!

  然而,由此而生发的历史思考却令人深省。“将乡村建设运动与政府农政百分之百的合一,由政府全部统制来作”将最终断送乡村建设的命运。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之际,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社会与学术力量的合作互助的正面意义。没有学术力量,乡建不能发动,不能进行;没有政治力量,乡建不能普遍,不能彻底;没有社会力量,乡建不能巩固,不能持久。首先,乡村运动是一个原动的力量,而政府则是被动者。乡村运动的工作机构与国家中下级行政机构混为一体后,乡村建设的动力一变而为行政的力量,其力源缺少社会的滋养。其次,基于政治而推展的事情,大都注重形式而缺乏内容,流于表面应景而少有扎实持久之谋。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社会的共同动员和参与,乃至如何在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持社会运动或社会力量久远的活力和目标之实现,不仅仅在于乡村建设运动之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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